人类与自然抗力、疾病斗争、

灾难博弈的过程，

贯穿着人类的历史发展。

疾病令世人恐惧，

在严肃的疫情面前，

艺术与文化的价值似乎并非直接，

但始终共情，传递着最深刻的现实映射，

也承载着极大的能量——

面对疫情、灾难、恐惧，艺术家始终在行动。

比如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影响，

催生出大量的艺术绘画，

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

国人常常会看到一些

让人记忆深刻的场景再现：

以上图片来自网络

西方文明史中，曾多次爆发大型疫病，如黑死病、瘟疫、鼠疫、梅毒、西班牙流感等等……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死亡。病毒摧毁文明，却又迫使人类深度反思，从而创造出更加健康的社会，置身于这种认知geng的人当中不乏历代艺术家，面对疫情，无论生与死、存与亡，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审视、记录、解构劫难，为艺术史增添了沉重却又意义非凡的一页，后人甚至能从瘟疫题材这一视角，实证西方艺术的思想脉络。

疫情阴影下的人性忏悔与自我拯救

克里姆特，《死亡与生命》

提香

提香《圣殇》

1576年，威尼斯瘟疫肆虐，当时的提香已年近90高龄。他以《圣殇》为题材，完成了一件带有恐怖情绪的作品，一位老人为自己和儿子祈祷，祈求在疫病中得以幸存。据研究，提香自己就是画中的祈祷老人。对提香而言，这不只是艺术创作，而是在祈祷和忏悔。最终，提香和他的儿子奥拉西奥均未能幸免。

彼得·勃鲁盖尔

彼得·勃鲁盖尔《死神的胜利》

被称为第一位“农民画家”的老彼得·勃鲁盖尔，痴迷于描绘大场景，画世情百态，他的画中流露出一种现实主义精神。1562年，他创作了《死神的胜利》，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段描绘黑死病时期的灾难，相当于一部古代的大电影。黑死病的面前，人人都一样，无论富贵贫贱，都要死在这绝望的场面中，死神才是唯一的胜利者。

丢勒

丢勒《四骑士》1498

丢勒版画《四骑士》是为《圣经》启示录所作的十四幅木刻组画之一。四骑士分别象征战争、饥饿、瘟疫和死亡，这四者无疑是对人类最具威胁的象征符号，战争万分可恶，但大面积的瘟疫和疾病的杀伤力却并不低于此，割裂着肉体，也消耗着意志。 

克林姆特

克里姆特 《 新娘》

古斯塔夫·克林姆特，是一位奥地利知名象征主义画家。他创办了维也纳分离派，也是所谓维也纳文化圈代表人物，作品中多表现“爱、性、生、死”。1918年2月6日，克里姆特感染了西班牙流感，流感引发了中风，当时他正在创作一幅名为《新娘》的作品，右侧女人体未完成的部分昭示了其艺术生涯的戛然而止。克里姆特终年56岁。弥留之际，他最欣赏的学生席勒来到病床前，绘制了克里姆特病入膏肓时眼窝深陷的面孔。

席勒

埃贡·席勒自画像

埃贡·席勒（Egon Schiele 1890-1918）20世纪初奥地利绘画巨子，表现主义画家，维也纳分离派的重要代表。1915年因陆军征召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。1917年回到维也纳，专心从事艺术工作，未料，1918年席勒怀孕6个月的妻子死于西班牙流感，同年席勒也因传染上西班牙流感逝世于维也纳，年仅28岁。

蒙克

爱德华·蒙克 《流感中的自画像》 1919年

1918—1919年的大流感传播到挪威后，250万人口的挪威差不多一半人染病，1.5万人死亡。虚弱的蒙克也被感染了。众多年轻人死于身体免疫系统过激反应，而55岁的蒙克却奇迹般地幸存。大病初愈的蒙克画了一幅《患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》。画中，他坐在藤椅上，身穿长袍、盖着被子，背景是一张乱床。墙壁呈一种奇特的晕黄色，令人产生发烧时的眩晕感。光线从画面左上方照射进来，暗示着生的希望。人物的眼睛是一片模糊的色彩，嘴微微张开。这次，蒙克没有呐喊，而是叹息。整个画面晕晕乎乎，一定就是蒙克劫后余生的精神状态。最终，蒙克活了81岁，他晚年曾说过：“病魔、疯狂和死亡是围绕我摇篮的天使，且持续地伴随我一生。”

蒙德里安

蒙德里安  红黄蓝白黑的构图

被流感改变的艺术家还有蒙德里安，提起蒙德里安，我们头脑中立刻浮现起红、白、黑、黄、蓝的冷抽象格子画。然而蒙德里安一开始并不是画格子的，他画格子的灵感来源竟然是——隔离。

1918年，蒙德里安被他的室友传染，感染了西班牙流感。蒙德里安选择自我隔离，而隔离地点就是画室。在隔离的几个月里，蒙德里安一心创作。心无旁骛的创作给蒙德里安带来了视角转变、形式迭代和思想精进，使他在艺术史上确立了一种新的高度，其作品也成为当代设计领域的重要灵感来源，变成雕塑外观、建筑、服饰、器物，被大众所广泛认知和接受。